清末“全昌”银楼广告 

银咖啡壶 

刻有上海外滩风景的银盒

 历史悠久的上海银器

 具有财富保存、观赏、陈列、生活实用等多重价值的银器是近年来收藏界的新宠，而近代上海银器的异军突起更令人惊讶。

 近代上海银器的异军突起并非偶然。考古发现表明，早在北宋时代，上海地区就有银器出现了。1974年，上海考古工作者在修复北宋末期修建的一座寺庙——松江方塔时，在地宫内发现一精美的汉白玉石盒，石盒内有释加牟尼佛像，像的两旁摆放有两只刻有落款的银盒。

 1972年宝山月浦南宋谭思通夫妇墓葬中发现的28件金银器是上海考古史上的一件大事。墓中出土的银器不仅有通常所见的妇女佩饰品，如鎏金鸳鸯戏荷银坠饰、S型发饰、化妆用的瓜棱形银盒，还有银匙、银筷、银执壶等。这批银器工艺精湛，装饰纹样充满诗情画意，显得清秀典雅。

 明代，上海银器工匠们熟练地应用捶揲、堑刻、圆雕、鎏金诸技艺，制造出诸多华丽浓艳、设计精巧、用途广泛的银器。1997年卢湾区肇家浜路、徐家汇路李惠利中学墓葬群中发现的明代金银器物中，不仅有装饰华丽的佩戴性饰物，还有杯、壶、盅等酒具和盘碗等饮食器。

其中的一款银丝发罩做工细腻，图案精美，代表了明代上海银器的较高水平。

 清朝乾嘉时代，上海已成为“万商云集”之地。使用和储备银器成为社会生活中炫富的一种手段，不仅富贵人家使用银器摆件和实用银器，就连佛界也未能免俗。

1993年，在修缮上海市文保单位西林圆塔时，发现1839年大修时放置在塔内的一个葫芦瓶，瓶内发现的50余件文物中，就有银佛像、鎏金银观音像、鎏金银神像、银记事片等。此时，以制售银器为主要业务的银楼也应运而生。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上海第一家银楼——“老庆云银楼”建立。1819年左右，“杨庆和银楼”出现。

明清时代上海经济的富庶、社会风气的奢华和银楼的出现，为开埠后上海银器的勃兴奠定了历史基础。

百花齐放的近代上海银器

1843年，上海被迫开埠。19世纪50年代中期起，上海代替广州成为中国的商业贸易中心，20世纪初上海发展为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伴随经济迅猛发展的是上海人口的急剧膨胀。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不仅为上海带来了财富，也将各地的器物、技艺以及不同的社会风俗带到了上海。上海银器呈现出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热闹景象。

 上海开埠不久，外国银器便随着外国侨民来到上海。值得一提的是，外国银器并不是出口上海的货物的大宗，往往是夹杂在玻璃器皿或钟表等洋杂货中而来。至于最早的外国银器什么时候进入上海，现在尚无考证。

鉴于很多销售外国钟表的洋行往往同时销售外国金银器，而据研究，英国钟表1846年就进入了上海，那么，很有可能外国银器也在此时随钟表来到了上海。

 老上海历史悠久的外国钟表行，如“利威”洋行、“亨达利”洋行、“美记”洋行、“乌利文”洋行等，在销售钟表的同时，一直在销售外国金银珠宝。总行在德国的“亨达利”洋行是大家熟知的钟表店，该行1859年起就在上海开设分店，该行销售的外国银器一度受到上海社会追捧。1908年上海著名的社交杂志《上海社会》在介绍戴卫女士获得某体育运动比赛的银牌为“亨达利”所提供时，称“亨达利”为南京路上著名的珠宝银器店。法国人开设的“永昌洋行”既是著名的钟表店，也是金银珠宝店，1907年该行在《申报》的一则广告中写道：本行开设四十余年，专售各色金银首饰各色钟表，千里镜眼镜打样量天尺机器一切俱全。

上海的外国银器来自多个国家。20世纪初位于南京路1号的“乌利文”洋行主要销售瑞士的钟表和首饰，位于南京东路82号的“西伯利亚首饰公司”是俄罗斯人开设的，“康茂”洋行销售的日本银器则是1873年来日本政府致力于在海外促销日本手工艺品的产物。

以销售银制器皿闻名上海的“新利”洋行来自英国，“美记”洋行销售美国钟表的同时也销售美国银器……居住在上海的众多外国人还时不时地为了某种目的直接从外国带来银器，如1912年上海校际足球赛的奖杯是英国人从英国直接带进来的，设计风格也是英国的。

 中国银器在上海也表现不凡。古代就有银器使用和制造传统的上海本地人，在近代银器制造技艺上推陈出新。清代上海本地人张善六本是优秀的外科医生，工作之余，雅好制造精巧银质指环和酒具。他将外科医生的技术与中国古代山水画的艺术融会贯通，制作出的银器器型精巧、形象逼真，深受推崇。

为了抢占上海市场，19世纪五六十年代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后，曾经富庶的江浙一带银楼老板纷纷涌入上海。如上海早期著名的“景福元记”银楼就是宁波裘姓老板1856年开设的。“恒孚”银楼总行本在苏州，太平天国时期迁移到上海，战乱结束后返回苏州，1917年在上海南京路集益里口开设分行。

 中外银器、银楼及其业者汇聚上海，使上海近代银器制造技艺融古汇今，银器品种更是不断丰富。从刊登在《申报》上的两则广告就可见一斑。1877年仁和洋行广告：“本店开张虹口大桥头直街。专用西法电镀镶镀大小金银器皿首饰及水烟并镀外国食具刀叉盘碗等件，工料坚致，价目相宜……”

庆荣银楼1878年广告：“本楼开张上洋老北门外大马路抛球场南首，座东朝西石库门内，精致金银时款，满汉首饰朝顶束带，凤冠霞佩，堆垒镶嵌搜挑，人物博古酒器奇艳花卉，镀金发蓝，包金点翠，榨金e仿西法镀金镀银，玲珑细巧，花色一应俱全……”

 从这两则广告可以看出，19世纪70年代，上海的银器制作就突破传统制作工艺，熟练地应用比较现代的“西法镀金镀银”。除了中国传统的器皿首饰，已有“外国食具刀叉盘碗等”。

 近代上海银器技术和艺术水平在各地各国银器互相竞争、互相学习中不断提高，形成了“工艺精细、装饰华美”的艺术特色。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上海指南中，常常将银器作为上海著名特产向游客推荐。

近代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银器制造及销售中心。南京路上以出售银器为主业的装饰豪华的银楼成为上海繁华都市的标志之一。

 中西合璧的上海外销银器

 在众多外地、外国银器进入上海的同时，近代上海银器还曾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各地。不过，近代上海银器外销的史实长期以来被世人所忽视。

 2007年左右，上海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英国的古董市场上发现了一批铭刻“Shanghai luen-wo”、“shanghai T C”等字样的银器，后由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接收，由此揭开了一段近代上海外销银器尘封的历史。

 近代中国银器外销始于广州。在五口通商之前，广州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唯一得到清政府批准的对外开放的城市，因此，广州的外销银器也最早出口到欧美市场。

随着19世纪60年代中国外贸中心的转移和上海国际化都市进程的加快，19世纪80年代上海出现了一批专门制作、销售外销银器的商行，如“联和”洋行、“鸿昌”洋行就出现在这一时期。20世纪初至30年代，上海外销银器店越来越多。

“德祥”“时和”“联生”“长盛”“和盛”“联兴”等等都是显赫的外销银器店。这些银器店的广告常常出现在上海的外文报纸、外文杂志上，显然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及来上海旅游的外国游客是这些银器店的主要销售对象。

 制作外销银器的主要是从广东来的技师和工匠。1918年南京路专门制作“洋装金银首饰”的“联生公司”在其广告中曾言：“本公司经理人寓沪三十余年，从事洋装首饰业已久，已熟能生巧，所聘工师皆属粤中有名人物……”。

1980年代初，美籍华人余士渭与美国犹太人合作在上海创办外销银器公司“海星公司”时，曾对上海的银器技师做过调查，并聘请当时尚健在的几位老师傅到公司工作。调查结果印证了史料记载，制作外销银器的技师主要是广东人，他们居住在上海虹口一带。

据银器行业的技师介绍，新中国成立前，上海银器业内专门制作外销的西洋银器称为“洋帮”，内销银器则称为“本帮”。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上海外销银器基本上是中西合璧的产物。一些外销银器是由外国人设计、中国人制作的。银器的器型大多是西洋式的，常见的有咖啡壶、牛奶缸、刀叉、画框、相架、名片夹、托盘、银盾、碗、茶壶、茶杯等；银器上的花纹、图案却是典型的中国风格，常见梅、兰、竹、菊、山水风景、人物故事、龙纹等。

2010年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上海展”上，就有两件上海外销银器，器型是典型的西洋风格，但图案无疑是中国的。其中，银碗的边沿上是爬行的龙，而碗的四周则装饰着中国传统的梅花、竹子、菊花图案。

另一件是银质咖啡壶，壶盖上是象征“多子多福”的石榴，壶嘴是龙，壶身的装饰图案为中国历史故事。前两年，上海历史博物馆征集到一套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侨民在上海进行体育比赛时所得的奖杯。奖杯为上海联和公司所造，底座下为制造商或技师的中英文两种铭文，底座上为龙的图案，杯柄为交叉的竹子的形状，杯体刻有得奖人的名字、年份等信息。

除了中国传统图案，上海一些景点或交通工具也常被用来作为外销银器的装饰图案。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曾从英国征集到一件外销银器，为上海工部局一位外国官员离开上海时同事们赠送给他的银盒，盒盖表面为外滩风景，里面为英文撰写的铭文，说明该银盒子的来源及用途。

20世纪初，上海市内的诸多交通工具如人力车、轿子、舢板等都曾作为外销银器的图案题材。

与本帮银器相比较，上海的外销银器不仅在外形上是典型的欧洲风格，在制作工艺上也更繁复，因此价格也比较昂贵。上海外销银器的品种也比本帮银器繁多，诸如家庭生活用品、工艺摆件饰品乃至工作、学习、宗教用品，都是它的制造对象。

 银器背后的近代上海社会

 银器渗透在近代上海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非常值得珍视的一份历史文化遗产。

 上海银器见证着近代上海体育事业的发展历程。1864年上海外侨进行“搜狐”比赛，获胜者的奖品是一只银质大肚酒瓶。这是上海地区迄今所见的以银器作为比赛奖品的最早记录。此后，在各种体育比赛中，经常看到银器奖品的影子。

在近代上海的众多的银器奖品中，万国商团的来福枪比赛会银奖牌和上海足球联合会的史考托银杯最为引人注目。“天祥”洋行、“亨达利”洋行、“沙逊”洋行、“汇中”饭店等均为上海近代体育比赛提供过银质奖品。

 银器是近代上海一些重要事件、重要活动的纪念物品。如刻录“1911年1月×上海总会，此钥为英国总领事霍必兰爵士开启上海总会使用”的纯银钥匙，见证了外滩上海总会新建筑开幕时的盛况。

“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二日大美国兵部尚书莅华，寓沪绅商雅集愚园以礼欢迎，谨制银觥，用志纪念” 的银觥，是1907年的10月8日上海绅商迎接美国陆军部长塔夫托访沪的永久纪念。

 银器也是近代上海中外居民人际交往、岁时节庆人情往来的重要载体。作为礼品的银器深深扎根于近代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中。

 银器是近代上海人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前，上海富贵人家或高档饭店用银餐具招待客人的记载屡见不鲜。

 银器还是近代上海人装点个人及居室的重要装饰品。整个近代，银器都是首饰的主流之一。近代上海银器首饰花样之多，翻新速度之快堪比上海服饰。

 银摆件就更有意思了。1908上海一份杂志记载，时下上海流行的银摆件是：微型黄包车、独轮车、轿子、水管、舢板、平底帆船、微型纺织机。

 借助这些银饰和摆件，我们可以了解近代上海某些社会阶层的审美情趣和社会时尚。从某种程度来说，银器是近代上海时尚的一面镜子。

 近代上海银器的收藏

 作为近代中国银器制造、销售中心，上海生产的银器不计其数，但由于历史原因，很多银器被人为销毁，留存至今的近代上海银器数量有限。上世纪70年代，英国、美国一些著名博物馆就开始收藏、研究上海外销银器。

其中，美国中美贸易博物馆收藏的上海外销银器比较多。同一时期，一些闻风而动的外国收藏家也以低价购进不少上海银器。

 国内收藏老上海银器的单位中，专注于上海地方历史文化遗产的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是主要机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上海历史博物馆通过上级拨交、考古发掘、市民捐赠、国内外市场征购等途径收藏到银器300件左右，包括清末民初上海主要银楼、外销银器店的老银器和见证上海重大历史事件的银器。

 老上海银器的收藏行情在上世纪80年代还不高。上海市场上，一件银盾只需200－300元，现在老银器动辄上万元。有特殊历史价值或纪念意义的银器价格更高。左右沪军都督府陈其美1912年赠送某社团的一枚银盾，2007年时价值5万元，2011年升到10万元左右。

英国、美国市场上的行情也同样如此。2007年时，英国伦敦市场花几百英镑可买一件上海银器，现在动辄上千英镑。

 不过，因为欧美经济不景气，最近两三年，上海外侨后裔或国外收藏家为经济收益考虑，不时会把手中一些有价值的老银器拿出来出售。

国内一些个人藏家也趁老银器市场行情看涨之际，把祖传或自己收藏的上海老银器拿到市场销售。在通货膨胀指数日益增高的今天，收藏一些有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的老上海银器，不失为明智的投资。

但收藏时需要具备一些上海老银器的常识和银器辨别能力。